2017年国考面试热点：你怎么看“以骗不到钱为耻”的价值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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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考面试中，面试题目一般都会跟当今社会的一些热点现象紧密相关。徐州华图特为大家分享2017年国考面试热点：你怎么看“以骗不到钱为耻”的价值观，希望可以帮助考生们顺利备考。

面试热点相关背景

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发生后，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。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，安溪被称为“诈骗之乡”。此次徐玉玉案，6名嫌犯便是在江西实施。何以安溪的电信诈骗屡禁不绝?多位受访人士认为，是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。诈骗者对自身诈骗行为道德要求普遍较低，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谋略。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，他们不以诈骗为耻，而“以诈骗不到钱为耻”。(9月1日《新京报》)

面试热点独家解析

@光明网：原本“人人喊打”的犯罪行为，为什么在多地农村像产业化一样被人们所集体接受?这些农村到底怎么了?这恐怕是面对这些所谓的“诈骗之乡”地图、“犯罪之乡”地图时，所最该引发的疑问。如同返乡笔记里描述的那样，在一些地方，农村破败、田地荒芜、人口外流，即便是便利的村村通公路和修缮一新的砖房，也留不住年轻人一颗安居乐业的心和眷顾依恋的眼神。然而，不是所有的贫穷农村都出问题，贫穷，不是集体行骗犯罪的必要条件。

原有的乡规民约自上世纪后半叶已经逐渐消失，后来建立起来的农村党支部、村委会双重治理结构，进入新世纪以来又面临着组织弱化和无钱无力的窘境。旧的治理逐渐失效，新近提倡的乡贤治理等新治理格局又未得以完善，犯罪行恶之事得不到惩罚和纠正愈演愈烈。然而，治理缺失和弱化的问题已经存在有年且普遍存在，治理弱化，也不是集体行骗犯罪的必要条件。

必须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价值观和文化建设上来。农村，数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根基，然而自从上世纪推行城乡二元结构以来，农村文化也同时长期处于文化层级的低洼地带。城市文明被认为是文明发展的绝对方向，农村乡土文明如同“四旧”一般，被视为在拖时代的后腿。以至于尊崇法律制度、尊崇制衡监督、尊崇社会保障的现代城市文明未能学好，农村自身乡土文明中的忠厚、善良、自律、本分的美德却已经丧失。加上农村信仰系统的中断或紊乱，许多地方的价值观已经彻底扭曲，底线不断被突破。这样的扭曲和突破，发生在一人身上，则一人为乱臣贼子，发生在人群中间，则整个人群集体犯罪。这屡试不爽、必然无疑，历史上诸多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

乡村中不是没有聪明人，乡土文化里不是没有可取之处，如何化冲突为融合，构建新时期的乡土文化，并滋养完善现代城市文明，恐怕是反思诈骗犯罪之乡应有的高度。不然的话，打掉了这个“诈骗之乡”，会有另一个“诈骗之乡”出来。

@荆楚网杨云锋：“19岁”本是一个花季年龄，“90后”本是一种担当的体现，他们本应该在教室里，书声琅琅，或者在工作岗位上，兢兢业业，然而却和诈骗案攀上了关系。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接受高等教育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但是在他们眼中诈骗才是最好的谋生手段，他们以骗不到钱为耻。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有人感到不解，也有人感到惊讶，但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，家长、教育系统和执法部门都有着各自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以骗不到钱为耻，家长要反思。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，孩子的性格和才能，归根结底是受到家庭、父母，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。没有学不好的孩子，只有教不好的家长，当孩子走上犯罪道路时，家长首先要反思，孩子从小价值观的引导方向是不是正确?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是否足够?

以骗不到钱为耻，教育系统需要反思。当同龄的未成年孩子坐在教室读书写字时，他们却要出门打工，自我谋生。家庭困难，初中辍学，义务教育制度是不是该反思，真的能让每一个孩子有学可上，有书可读吗?

以骗不到钱为耻，执法部门需要反思。被媒体报道的诈骗村，诈骗团伙大多都是有组织、有规模、有程序的，2004年就曾被《了望周刊》报道的安溪是我国手机短信诈骗的“大本营”，诈骗高峰期一天短信达百万条之多，然而执法部门却对此充耳不闻，试问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如何养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?

诈骗固然可恨，但是诈骗背后的扭曲价值观更值得我们去深思。我们在过多谴责诈骗犯罪的同时，也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自身的问题。只有社会各界形成共识凝成合力，从源头上净化和制止这种诈骗犯罪，才能让诈骗村走出“放羊、赚钱、娶媳妇、生娃”的恶性循环，还诈骗村的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。

@四川在线余明辉：对于电信诈骗，为什么就一直打击不力、“屡打不绝”呢?当地公安机关负责人解释，这是源于安溪的电信诈骗犯罪手段出现了升级、变化，不法分子通过收集受害者信息资料，有针对性地设计骗局，使用他人身份证开设银行卡转账，利用无记名上网卡实施诈骗等，犯罪更加隐蔽，打击难度加大。

不否认，直观来讲，这样的说法符合时下电信诈骗存在的新变化、新趋势等。但显然，这不是根本问题。根本问题恐怕还在于当地打击这样的犯罪到底决心有多大、努力有多深。以往全国给的电信诈骗案发数量巨大，但破案率只有5%左右，大部分都成为无法查获的“死案”，而此次徐玉玉安安在舆论等各方关注下，能够迅速破案，也就说明了电信诈骗非不能有效破案，电信诈骗犯罪非不能有效制止，而更在于有关当事方到底有多大的决心和动力办案。

再深一步讲，同样的电信等现实技术和条件，为什么当地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电信诈骗活动?虽然说电信诈骗是个人的问题，但当地这么多的人从事这一犯罪活动，也就说明了当地的守法民风等根本上出了问题。而对此，很显然不能再简单的说是个人守法意识问题，而是像其他一些地方成为“乞丐村”等一样，背后牵扯的恐怕是地方政府重要民风引导缺失或不足等问题。

就这些而言，“电信诈骗让家乡蒙羞”不应只是电信诈骗高发地群众的感受和压力，而应该也成为安溪乃至所有电信等诈骗高发地政府的切实感受，并因此承受到切实的危机和真正的现实压力，并采取切实行动，彻底扭转这种被动和不光彩的局面，别让地方和民众形象因少部分人的违法犯罪而一直蒙羞、蒙尘下去，争取早日翻开崭新的一页。当然，这些需要地方群众、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参与。只有这样，电信诈骗才能少发生，群众才能少受骗，地方形象才能少受损。

华图解析：近年来诈骗现象多发，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、科技化、暴力化等特征。而“诈骗之乡”的曝光与揭示，也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：即公共伦理的缺失。

诈骗从个人发展到整村，究其原因不外乎几点，第一，与辛苦工作相比诈骗来钱快，不受苦不受累就可以凭借敲诈、行骗等方式获取巨额资金;第二，行骗村大多都是本身经济实力落后，乡镇企业少，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劳动需求，再加地耕地比较少，大多数青年就出去打工，受到外地一些感染，在和本地无所事事的青年结成团伙进行电话诈骗;第三，思想品行差，“诈骗村”不以诈骗为耻，反以骗不到钱为耻，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，反而让犯罪分子更肆无忌惮。

要改变类似的“以骗不到钱为耻”思维，改变其背后所存在的公共伦理丧失问题，除了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之外，还要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剖析“诈骗之乡”的形成，找准问题所在，并通过社会共治手段保护、改善和拯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是必须之举。这就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城乡社会公平;不断发展乡村经济;加强乡村社会的基础教育和法制宣传，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等。更重要的是，要建立一套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，避免乡村社会单纯地陷入“以金钱论英雄”的境地。如此，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不良风气在村庄内部的循环和代际传递，杜绝诸如“以骗不到钱为耻”的道德失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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